說那在北京的日常
夜襲寡婦村
你好，請問你認識中國嗎？
13億人、7% GDP增長、北京、習近平，我想我大概只能吐出幾個硬梆梆的符號去概括她。即使我們每天都有意無意地呼喊著她的名字，但這女子對我而言陌生得很，我實在不認識她。故我決意在那地留上大半年，好讓我能夠與你說上一個關於北京的故事。
2015年的初春，我在北京大學的宿舍安定了下來，有了自己的露台、電話卡、銀行帳戶、加濕機，以及一台小小的多士爐，總算開始了我在北京的生活，那割裂的生活。我能認出街上的文字，我也聽得懂那國語，亦有能努力發出差不多的讀音與腔調。卻又是這能讀、能聽、能說、能寫，卻偏偏不能連結那文字背後的思維與社會脈絡，我想正是這種情形促成了我那割裂的感覺。
說那在北京的日常
北京的一天開始得很早，七點的街道從不冷清，就只是我的早上是在十點開始。十點在北京是一尷尬的時間點，因為那些中國風味的包子、餃子與豆漿都早已售空，而北京的三餐也分明，不存在香港那種早午餐、下午茶的暖昧概念，早餐時段完結後便要待午膳時間才再供餐。學校方圓一公里也只有校方營運的食堂，所以也就只能等那十一點開始的午餐。
我有偏執地不在早餐的事上妥協。雖然說是春天，但這北方的春天與我們的理解有點不一樣，日間氣溫大都是在兩三度的，所以那時的北京實是一巨型冰箱。所以啊，那時我老是把果醬啊、麵包啊統統都放在露台這大冰箱，然後每天早上都把麵包丟進多士爐加熱，再配上一杯紅茶，這便成了我每天的早餐，而這樣一吃便捱過了大半年。
而早餐解決後，我又迷惑於我未能如當地的學生般進膳。午膳的時間為一小時二十分，而飯堂開放時間亦同樣為一小時二十分，亦即是說校內的三千人要在同一時段在那擁擠的飯堂進膳。在這當中理論上是存在選擇的，但每一條隊卻又只能排上幾款食物，而即使再排也不能確保想吃的會否下一秒售清。所以選擇就只屬假象，而我總認為在這一小時二十分中能滿足溫飽已是件了不起的事，因為我永遠做不到。這樣的飯堂聽起來是否有點像傳說中人民公社時期的「大鑊飯」？就只是我實在不擅於人海中搶一口飯，亦從未有心理準備過會此時此地遇到這制度的遺留。
校內的建築物好些是遺留自舊時的皇家庭園，但更多的是現代主義的建築，滿滿人造的直線與直角，但兩者都是矮矮的數層，意圖不去擋住那陽光。路是寬敞的，冬日的陽光可以輕易地灑在路上。因為校方有針對校外的人流和車輛作管制，所以佔據道路的是以人力作驅動的，大都在慢慢地移動而少有機動車輛。而那時我最喜歡的便是下課後踩著單車繞點遠路，踩到湖邊，再踩回超市買點日常補給，然後再回去那暖洋洋的宿舍。
晚上的生活規律得很，公共澡堂的熱水只供應至晚上十點半，宿舍亦只供電至十一點，所以校園內的生活時空軌跡都是相似的，大都是趁方便的時間先忙私生活，要麼就是穿過校門的守衛出外跑個步，要麼就是和朋友出外吃晚飯，然後就趁最後的半小時趕回公共澡堂洗澡，待斷電後再好好挑燈夜讀。這樣的一天似乎平凡不過，而且咋聽之下亦頗是便利，該有的都有。
但我總覺得我的胸口在隱隱作痛。
統一的用膳時間、封閉式的校園、肉帛相見的大澡堂、被規劃的作息時間⋯⋯你有發現嗎？怎麼這些設置聽起來像是一個監控機器似的，默默地在操控你的作息，亦同時嘗試抹去人的多元性？
「你們都是男子，所以在大澡堂中肉帛相見也沒什麼大不了，你有的別人也有，你也沒什麼獨特的地方。」「你最好十一點斷電之後便好好入睡，然後明早七點便好起床學習，這才是刻苦耐勞的大學生應有的形象。」「為大家的安全著想，所以校園的出入不能隨便，定必要在指定的出入口，以及出示學生證。」我的耳邊像是嚮起了這樣深沉的一把聲音。
但其實這般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它在中國早已有了自己的名字，人們把這稱之為「街道」。在計劃經濟的年代，街道是一種常見的生活形態。一個街道里大都會有一種社會功能，可以是工廠，可以是農場，又或可以是好些政府部門。而那時候的房屋並不是商品，而是員工的其中一項福利，所以同一機構的員工大都會住在同一街道內的員工宿舍，亦同時方便了工作。而為了方便日常生活，通常街通內有會設置好些學校、商店，所以基本上一天的起區飲食都可在街道里滿足。一個個的街道就像一個個的零件般組成了這城，而一座座城就組成了這國家。
自由，我想我的隱隱作痛是源於自由的匱乏。
－－－
後記
其實我已經離開北京好一段時間，而現在生活中圍繞著我的則是滿滿的香港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角，也想多讀一點以這樣視角拆解香港這城的文章的話，不妨追蹤我的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我會好好的帶你在香港走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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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億人、7% GDP增長、北京、習近平，我想我大概只能吐出幾個硬梆梆的符號去概括她。即使我們每天都有意無意地呼喊著她的名字，但這女子對我而言陌生得很，我實在不認識她。故我決意在那地留上大半年，好讓我能夠與你說上一個關於北京的故事。
2015年的初春，我在北京大學的宿舍安定了下來，有了自己的露台、電話卡、銀行帳戶、加濕機，以及一台小小的多士爐，總算開始了我在北京的生活，那割裂的生活。我能認出街上的文字，我也聽得懂那國語，亦有能努力發出差不多的讀音與腔調。卻又是這能讀、能聽、能說、能寫，卻偏偏不能連結那文字背後的思維與社會脈絡，我想正是這種情形促成了我那割裂的感覺。
說那在北京的日常
北京的一天開始得很早，七點的街道從不冷清，就只是我的早上是在十點開始。十點在北京是一尷尬的時間點，因為那些中國風味的包子、餃子與豆漿都早已售空，而北京的三餐也分明，不存在香港那種早午餐、下午茶的暖昧概念，早餐時段完結後便要待午膳時間才再供餐。學校方圓一公里也只有校方營運的食堂，所以也就只能等那十一點開始的午餐。
我有偏執地不在早餐的事上妥協。雖然說是春天，但這北方的春天與我們的理解有點不一樣，日間氣溫大都是在兩三度的，所以那時的北京實是一巨型冰箱。所以啊，那時我老是把果醬啊、麵包啊統統都放在露台這大冰箱，然後每天早上都把麵包丟進多士爐加熱，再配上一杯紅茶，這便成了我每天的早餐，而這樣一吃便捱過了大半年。
而早餐解決後，我又迷惑於我未能如當地的學生般進膳。午膳的時間為一小時二十分，而飯堂開放時間亦同樣為一小時二十分，亦即是說校內的三千人要在同一時段在那擁擠的飯堂進膳。在這當中理論上是存在選擇的，但每一條隊卻又只能排上幾款食物，而即使再排也不能確保想吃的會否下一秒售清。所以選擇就只屬假象，而我總認為在這一小時二十分中能滿足溫飽已是件了不起的事，因為我永遠做不到。這樣的飯堂聽起來是否有點像傳說中人民公社時期的「大鑊飯」？就只是我實在不擅於人海中搶一口飯，亦從未有心理準備過會此時此地遇到這制度的遺留。
校內的建築物好些是遺留自舊時的皇家庭園，但更多的是現代主義的建築，滿滿人造的直線與直角，但兩者都是矮矮的數層，意圖不去擋住那陽光。路是寬敞的，冬日的陽光可以輕易地灑在路上。因為校方有針對校外的人流和車輛作管制，所以佔據道路的是以人力作驅動的，大都在慢慢地移動而少有機動車輛。而那時我最喜歡的便是下課後踩著單車繞點遠路，踩到湖邊，再踩回超市買點日常補給，然後再回去那暖洋洋的宿舍。
晚上的生活規律得很，公共澡堂的熱水只供應至晚上十點半，宿舍亦只供電至十一點，所以校園內的生活時空軌跡都是相似的，大都是趁方便的時間先忙私生活，要麼就是穿過校門的守衛出外跑個步，要麼就是和朋友出外吃晚飯，然後就趁最後的半小時趕回公共澡堂洗澡，待斷電後再好好挑燈夜讀。這樣的一天似乎平凡不過，而且咋聽之下亦頗是便利，該有的都有。
但我總覺得我的胸口在隱隱作痛。
統一的用膳時間、封閉式的校園、肉帛相見的大澡堂、被規劃的作息時間⋯⋯你有發現嗎？怎麼這些設置聽起來像是一個監控機器似的，默默地在操控你的作息，亦同時嘗試抹去人的多元性？
「你們都是男子，所以在大澡堂中肉帛相見也沒什麼大不了，你有的別人也有，你也沒什麼獨特的地方。」「你最好十一點斷電之後便好好入睡，然後明早七點便好起床學習，這才是刻苦耐勞的大學生應有的形象。」「為大家的安全著想，所以校園的出入不能隨便，定必要在指定的出入口，以及出示學生證。」我的耳邊像是嚮起了這樣深沉的一把聲音。
但其實這般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它在中國早已有了自己的名字，人們把這稱之為「街道」。在計劃經濟的年代，街道是一種常見的生活形態。一個街道里大都會有一種社會功能，可以是工廠，可以是農場，又或可以是好些政府部門。而那時候的房屋並不是商品，而是員工的其中一項福利，所以同一機構的員工大都會住在同一街道內的員工宿舍，亦同時方便了工作。而為了方便日常生活，通常街通內有會設置好些學校、商店，所以基本上一天的起區飲食都可在街道里滿足。一個個的街道就像一個個的零件般組成了這城，而一座座城就組成了這國家。
自由，我想我的隱隱作痛是源於自由的匱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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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
其實我已經離開北京好一段時間，而現在生活中圍繞著我的則是滿滿的香港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角，也想多讀一點以這樣視角拆解香港這城的文章的話，不妨追蹤我的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我會好好的帶你在香港走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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